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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2022，见证中国军人在祖国大地上写下的答卷******

　　写在祖国大地上的答卷

　　蔚蓝的星球绕着恒星公转了一周。转眼间，一年又过去了。

　　过去这一年，中国军人一次次面对时代设下的考题，用坚定自信的姿态，书写下人民军队迈向明天、走向未来的答卷。

　　这是对使命的回答——海空之上，战机巡航，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团飞行员以不容侵犯的姿态捍卫着祖国领空的安全。

　　这是对人民的回答——川西小城，地震留下的断壁残垣间，武警四川省总队官兵穿过湍流与山林，用如山的信念冲锋在守护受灾群众第一线。

　　这是对信仰的回答——高原雪山，新疆军区某工兵团官兵用钢铁般的意志，在“生命禁区”为一线边防军人保障后方。

　　这是对先辈的回答——蔚蓝长空，国之重器在云端奋飞，运-20运输机载着志愿军英烈遗骸回归祖国的怀抱，歼-20战机在两旁护航，彰显着新时代人民空军的坚强力量。

　　无论是演兵场上隆隆的炮火，还是云霄之上壮阔的航迹；无论是冰雪之间毅然跋涉的足印，还是救灾现场的迷彩背影……当危险与挑战来临，他们永远挺身而出；在祖国和人民需要的地方，他们永远岿然屹立。

　　坚定的信念、热血的姿态、永不停歇的脚步——这是中国军人面对时代之问，在祖国大地上写下的答卷。

　　2022年，我们听到过许多触动人心的回答。一句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昭示着使命、铭刻着梦想、闪耀着信仰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中国军人的真诚回应。本期《军营观察》，让我们跟随4位记者来到东南西北的不同点位，见证他们心目中，中国军人令人感动的“回答”。

　　“不负历史、不负时代、不负人民”

　　9月16日，空军2架歼-20战机为接迎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的运-20飞机护航。

　　2022年即将写到终章。在这一年的采访经历中，总有一些人和故事会变成珍贵的琥珀，永远封存在时代记忆中。

　　今年9月16日，记者有幸见证了这样一个历史时刻——第九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自2015年起，我国空军连续8年赴韩国执行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的接迎与护送任务。作为记者，我曾记录一批又一批志愿军先烈搭乘运输机归国的道路。这次，空军首次派出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五代隐身战机歼-20与运-20大型运输机同时执行任务。

　　9月15日，记者一行人搭乘空军运输机抵达沈阳某军用机场。当天晚上，记者见到了次日要驾驶歼-20执行护航任务的空军航空兵某旅旅长、“金头盔”获得者李凌和该旅飞行一大队大队长、“金头盔”获得者高中强。

　　两位歼-20飞行员来自人民空军首批组建、首支参战、首获胜绩的航空兵部队。这支部队曾飞过远海高原、也曾征战戈壁荒漠，先后有4人5次夺得“金头盔”。2019年7月，该旅飞行一大队被中央军委授予“强军先锋飞行大队”荣誉称号。

　　9月16日一大早，我们赶往机场等待歼-20起飞。指挥塔台传来消息，由于台风影响，执行护航任务的歼-20将会遭遇极端恶劣天气。

　　就在这时，李凌和高中强驾驶着歼-20滑出跑道，冲上云霄。“当年先辈们飞行不足几十个小时，就敢起飞迎敌。今天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们也要用‘双20’编队列阵长空，迎接先烈‘回家’。”带着这样的信念，李凌操纵战机飞向苍穹。

　　上午10时许，指挥塔台传来一段振奋人心的通话录音：

　　“我是空军歼-20飞行员李凌，我部歼-20飞机两架，奉命为您护航。”

　　“我是空军运-20机长庞荣奇，我部奉命接送志愿军忠烈回国。”

　　“长空祭忠魂，英雄归故乡。向志愿军忠烈敬礼。”

　　记者在塔台指挥席的大屏幕上看到，当运-20飞机搭载着88名志愿军英烈遗骸进入中国领空，两架歼-20战机迅速与运-20组成三机编队。它们以空军特有的礼仪，接迎和护送英烈回家。

　　那一刻，历史和现实交错，光荣与梦想同在。

　　三机编队顶着台风裹挟而来的雷雨和冰霜，从1000米高空穿破云雾、机动下降到200米的低空。“当时，我仿佛看到身后的88名英烈，正在云中俯瞰机翼下祖国的锦绣河山。”运-20机长庞荣奇满怀感慨。

　　当运-20平稳降落在沈阳桃仙国际机场，李凌和高中强驾驶歼-20低空通场，共同向归来的志愿军烈士致以崇高敬意。88位牺牲在异国他乡的英烈，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

　　可以告慰先烈的是，如今我们已经拥有比肩强国的先进武器，歼-20、歼-16、轰-6K等国产新型战机振翅高飞的壮美航迹，彰显着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能力，勾勒出强国强军的同心圆。运-20的航迹遍及亚洲、非洲、欧洲和大洋洲，通过国际人道主义救援的脚步，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传递到全世界。

　　10年来，警巡东海、战巡南海、砺兵台海、前出西太、绕岛巡航、砺剑高原、海外投送、抗疫救灾、接迎忠烈……人民空军用航迹作笔，不断书写着强国强军的新答卷。

　　“不负历史、不负时代、不负人民”，这是一个翱翔九天的战略性军种对历史与未来的回答，也是一名军事记者用手中的笔和镜头记录强军新征程的使命。

　　“使命所系，义不容辞”

　　9月5日，四川泸定发生6.8级地震。图为武警四川省总队官兵转移受灾群众。

　　站在“桥”前，记者久久不敢前进。

　　它甚至不能称为桥——仅仅2根排水管和3根用来固定的铁索，却承载着沉甸甸的重担。今年9月，四川泸定发生地震，武警四川省总队机动第二支队官兵奉命前往灾区实施救援。这些排水管和铁索的组合体，是唯一可供渡河的“生命之桥”。

　　同样是在泸定，恍然间，记者仿佛看见了红军长征途经此地时，走过的那座铁索桥。

　　“就地渡河。”随着指挥员刘刚一声令下，官兵们手攀铁索，双脚踩着较粗的排水管，开始向对岸“冲锋”。

　　沾满油污的铁索异常滑手。由于安全绳数量有限，副大队长王栎帏过河时，已经没有多少防护手段。行至半程，铁索摇晃得愈发厉害。想到前方等待救援的乡亲们，王栎帏抛开杂念，一步步向前走了过去。

　　先过河的战友打了桶水放在河边，后面的官兵匆匆洗把手便继续出发。很快，桶里的水变成黑色。官兵们裤腿和战靴上的油污却洗不掉，他们把这些痕迹看作自己的勋章。

　　在抢险救灾现场，记者从未见过一身干净的迷彩服。那些沾在官兵身上的油污和泥土，在雨水与汗水的共同晕染下，构成独属于人民子弟兵的动人图案。虽不整洁，却格外让人安心。

　　87年前，红军勇士为了革命胜利一往无前，在泸定的铁索桥上铭刻下气壮山河的红色印记。如今，在另一座“桥”上，新时代的人民子弟兵依然奋不顾身地发起冲锋。无论岁月如何变换，风雨之中，中国军人坚定的身影始终如一。

　　武警雅安支队副支队长陈孝文带队前往震中磨西支援那一天，恰好是儿子出生后的“百天”。救灾期间，他给家里打的第一个电话，是让家人帮忙购买灾区急需的早产儿奶粉。直到部队返回，他都没有离开自己的任务区，去一山之隔、同样受灾的妻子娘家看上一眼。

　　武警甘孜支队特战队员陈煌前出探路，在近乎垂直、高差达80米的峭壁上摸索前进。那次，陈煌从高处摔下来，仅仅休息了20分钟，就忍痛继续出发。回到营地，陈煌越想越后怕。他笑着和战友说：“运气真好，好几次刚走过去石头就砸下来，我差点就见不到你们了。”

　　班长向军跟记者讲述了在海螺沟景区执行搜索侦察任务的经历。茫茫山林，通信时断时续，他们一边前进，一边躲避余震带来的次生灾害。出发不久，向军和战友遇到几户零散的受困群众。他们把自己携带的干粮和水都送了出去，直到通信中断、身上一点补给都没有。

　　向军和战友们没有回头，继续向深处搜索营救被困群众，3天后才与受困群众一同搭乘直升机返回。

　　“你们都已经‘弹尽粮绝’了，为什么还要往前走？”记者问他。

　　“道路不通，信号中断，受困的百姓难免会感到孤独和恐惧。我们进去和他们在一起，就能把希望带给更多受困的人。”向军说。

　　人民至上。用行动守护人民的幸福安康，这是人民子弟兵根植于血脉的传承与信仰，这是他们面临时代考验做出的唯一选择。

　　救援任务完成，启程返回时，记者看到陈孝文发了这样一条微信朋友圈——

　　“使命所系，义不容辞。”

　　“战位有我，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团飞行员列队行进。

　　刺耳的轰鸣声中，一架轰-6K战机从记者眼前的跑道呼啸升空。塔台上，指挥员柴琎的目光一直跟随战机滑行的方向移动。

　　“离地早了！”看到战机的起飞动作，柴琎握着对讲机提醒飞行员。

　　“明白！”飞行员立即回应。

　　这一幕，发生在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团机场。一架架轰-6K战机依次起飞，飞往靶场进行实弹实投训练。团长柴琎紧盯着电子屏幕上的空中态势，不时拿起话筒对战机发出指令。

　　天气并不理想，空中雾气很重。柴琎对身旁的战友交代几句话，起身离开指挥席位。记者插空走上前，跟他聊了起来——

　　“今天的训练设置了什么难点？”

　　“主要是机动突防。我们在投弹区增加了一些干扰，不能让他们太容易过关！”

　　柴琎的嘴角不经意露出一丝笑意。记者不禁好奇起来：他会用什么样的手段“为难”大家？

　　几小时后，战机呼啸着依次落地。看到飞行员们提着头盔走向讲评室，记者立即迎上去跟他们打招呼：“今天训练怎么样？”

　　“还行吧！空中突防的时候，塔台给了几个特情，需要临机处置。”飞行员吴岳鹏边走边说，“快进入投弹区的时候，目标被烟雾遮挡，我们必须快速降低高度，使用盲投方式进行投弹。”

　　“还好，精准命中目标！”吴岳鹏自信地回答，似乎并没遇上什么难题。

　　“别听他吹牛！我们规划好航线、准备投弹的时候出现特情，大家都很意外。岳鹏，你忘了当时自己啥反应？”飞行员黄文在一旁“拆台”，大家都乐了。

　　走进讲评室，飞行员们立即打开飞行记录本。团长柴琎一脸严肃地挨个点出刚才飞行中的问题，并仔细讲解了这些特情的正确处理方法。

　　柴琎所在的航空兵团曾执行过许多重大任务。今年8月初，柴琎驾驶战机与战友组成轰炸机编队，参加了战区组织的实战化联合演训。任务结束后，记者拨通柴琎的电话。柴琎告诉记者，这次任务实施条件比较复杂，飞行员做到了准时升空、接令即打、精准命中，很好地完成了任务。

　　为战而生，为战而练。那一刻，记者脑海中浮现出柴琎身穿飞行服、指挥轰-6K战机的姿态。在一线部队，记者采访了很多像柴琎一样的官兵，他们心中满怀着必胜信念。

　　今年6月，火箭军某常规导弹旅在连绵的阴雨中举行了一场考核。“为什么要在这么恶劣的条件下考核？”看着官兵们身上脸上沾满泥水，争分夺秒地向前追赶，记者忍不住询问营长刘前精。“打仗是不会让我们选天气的，考核也一样。”他的回答，记者至今难忘。

　　在一次军事演习中，该旅多型号常规导弹全部命中目标区域。

　　“战位有我，请祖国和人民放心。”假如那一天真的来临，记者相信，这不仅是该旅官兵的回答，也是中国军人共同的回答。

　　“以奋斗姿态度过自己的青春”

　　新疆军区某工兵团官兵正在施工。

　　汽车翻越达坂的时候，一阵剧烈的晕眩突然袭来。

　　来到高原后，记者早已习惯这样的情况。

　　车窗外，一泓蔚蓝的湖水映入眼帘，一时分不清水与天的界线。走过盘旋颠簸的山路，不知道拐过多少道弯，记者一行到达今天的采访地点。入口处，“能修善战担使命、血拼到底谋打赢”14个大字格外醒目。

　　王世彬大口喘着粗气，厚厚的作训服被汗水浸湿了一大片。这位新疆军区某工兵团某连连长，刚刚带领官兵通过一段坡地，把物资扛到指定位置。

　　记者试着用双手搬起一袋物资，没走几步，便感到呼吸急促，双脚也开始不听使唤。在雪域高原，原地不动都可能出现高原反应。记者难以想象，官兵们在完成如此繁重的体力劳动时，身体经受着怎样的考验。

　　王世彬接过记者手中的物资，笑着念起了一首描写工兵的打油诗——

　　“锤落钢钎短，持钻虎口断。汗透战士衣，肩头皮肤烂。手掌血泡连，脚下鞋底穿。抬头包公脸，弯腰钢铁汉。”

　　该团不少官兵是第一次上高原。那段时间，他们日出而作、戴月而归，和时间赛跑，顶着头痛、胸闷、失眠的高原反应艰苦奋斗。

　　在一辆挖掘机前，记者见到了一级上士付晓华。作为装备操作手，付晓华黝黑的脸上，写满与年龄不相符的沧桑。“他是我们连有名的‘拼命三郎’。为了赶工期，他每天连续工作将近15小时，收工时，连跳下驾驶舱的力气都没有，只能让班里的战友把他背下来。”王世彬告诉记者。

　　听到连长的话，付晓华腼腆地摆了摆手：“我们连的战友没有一个不拼的。”

　　那天凌晨两点，付晓华操作的挖掘机出现故障。天上下着暴雨，为了不耽误工期，战友刘金帆就躺在冰冷泥泞的地面上，对着挖掘机的底盘进行抢修。刘金帆当时说的一句话，付晓华到现在都记得：“这台挖掘机就是我们的武器，我不能让你用一件坏了的武器上战场。”

　　面对艰险与苦累，他们没有一个人退缩。

　　在高原采访过程中，记者见证了太多感动。这里有三代从军、戍边20余年的老边防，有驻地相隔不远、却半年不能相见的“军人伉俪”，有坚守在边防一线、曾直面生死考验的英雄连长……祖国西陲，他们用血肉之躯书写下一首首热血而浪漫的边关之诗。

　　高原上，记者遇到了列兵戚嘉洺。这名00后战士来自江苏，他所在的点位距离他的家乡超过5000公里。

　　“为什么愿意来这里？”记者问戚嘉洺。

　　“年轻的时候吃点苦没什么，对我来说，这是人生难得的经历和宝贵的财富。”这名年轻军人坚定地说，“每个人的青春都只有一次，以奋斗姿态度过自己的青春，我感到很幸福。”

去年卖地收入减少约3万亿！2023年“土地财政”将去往何处？******

　　多年来，“土地财政”一直是热议的经济话题，今年也不例外。近期，第三方机构克而瑞统计的数据显示，2022年，随着我国房地产销售端疲软，土地出让金收入下滑，全国土地市场成交建筑面积为14.44亿平方米，成交金额4.73万亿，较2021年同期分别下降了37%、31%，土地出让金从高峰的8.7万亿下降了约3万亿规模。

　　“土地财政”，顾名思义，指的是地方政府依靠出让土地使用权的收入来维持地方财政支出，政府财政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属于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因不用上缴中央，土地出让收入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

　　实际上，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快速增长，随着我国房地产市场需求见顶，土地出让金的增速明显放缓，长期来看，地方政府高度依赖的“土地财政”将难以为继，如何弥补土地出让金下滑带来的财政资金缺口，成为地方政府不得不面对的问题，那么，2023年，甚至更远的将来，“土地财政”又将去往何处？

　　“土地财政”依赖程度越来越高

　　我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公开拍卖始于1987年12月1日，彼时，深圳会堂座无虚席，经过17分钟的轮番叫价，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公司以525万元拿下了这块8588平方米的住宅用地，敲响了建国以来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的“第一槌”。

　　根据《中国土地年鉴1996》的数据，1995年，全国通过出让方式提供用地43403公顷，出让金总额为420亿元。1998年，我国正式开启住房市场化改革，此后，随着房地产行业的快速发展，该数据一路上涨，2007年，首次突破1万亿元，直到2020年，我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额已经升至8.4万亿元，是1998年的200倍。

　　根据财政部官网公布的数据，仔细观察可以发现，2017年开始，我国土地出让金的增长开始变得很有规律，连续四年，每年的增长金额都在1万亿左右，直到2021年，国有土地出让金的增长速度开始放缓，仅增长3000亿元左右。

　　土地出让金快速增长的同时，地方财政对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依赖程度也越来越大。根据第一财经测算，2017年开始，我国土地出让金占地方财政总收入的比例(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地方政府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地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连续5年超过三成，2020年占比达到43.59%，2021年下降至41.81%，仍在4成以上。

　　分区域来看，粤开证券研究院统计的数据显示，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发达、人口持续流入、土地市场需求旺盛，土地出让收入在地方综合财力中的占比(土地财政依赖度)较高；而西部和东北地区土地市场不够活跃，土地出让收入相对较低，更依赖中央转移支付。例如，2020年，浙江、江苏、福建、山东、广东、重庆6个省市的土地财政依赖度高于30%，分别达到51.9%、46.9%、40.3%、38.7%、33.8%和32.0%；而新疆、宁夏、青海、黑龙江、西藏5个省份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偏低，均低于10%。

　　分城市来看，粤开证券研究院统计的数据显示，2020年，广州、长春、杭州、福州、南宁、海口、贵阳、西安、徐州、扬州、温州、金华、襄阳、南充，这些城市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都较高，政府性基金收入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值均达到1.5倍，甚至更高；牡丹江、深圳、锦州等地对土地出让金收入依赖度相对偏低，其政府性基金收入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值分别为0.3倍、0.3倍和0.4倍。

　　土地出让金下滑

　　然而，在土地财政依赖程度越来越高的同时，我国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却面临下滑的事实。2022年，随着我国房地产销售端疲软，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再次下滑。

　　此前，财政部发布的《2022年前三季度财政收支情况》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的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217亿元，按自然口径计算下降4.9%。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42588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6.4%，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38507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8.3%。

　　近期，房地产研究机构克而瑞统计的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商品房销售面积为13.6亿平方米，销售额13.3万亿元，同比分别下降24%、27%，行业规模重回2015年。与此同时，全国土地市场成交建筑面积为14.44亿平方米，成交金额4.73万亿，较2021年同期分别下降了37%、31%。土地出让金从高峰的8.7万亿下降了约3万亿规模。

　　克而瑞地产研究院数据显示，从土地成交建筑面积TOP20的城市来看，有12个城市的成交量相比去年有所减少，平均降幅达35.7%，降幅超过30%的城市多达7个，其中降幅最突出的当属遵义，成交建面刚刚超过1000万平方米，同比降幅高达65%。

　　克而瑞地产研究院的研究报告显示，除部分特别优质的地块以外，土地市场底价成交、城投托底成为常态，不少城市城投拿地金额占比超过5成，沈阳、无锡城投托底拿地的比例甚至超过9成，市场低迷的城市城投拿地也尽显疲态，流拍率高企。

　　价格方面，克而瑞地产研究院数据显示，受一线城市供地质量提升的影响，2022年全国300城土地成交楼板价小幅上涨，增至3266元/平方米，再度创下历史新高。不过，由于新房市场仍处于低位，加之房企资金压力依然较大，房企拿地积极性仍处于低位，全年溢价率仅有3.7%，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7.9个百分点。从集中供地的22城来看，2022年有17个城市的地价下降。

　　那么，土地市场出让规模为何下降？房地产研究机构中指研究院土地事业部负责人张凯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表示，与土地市场成交规模相关性最高的仍然是新房市场成交规模。今年以来，受期房烂尾担忧、房价上涨预期转弱、居民收入预期悲观三重因素影响，新房市场规模明显缩量，导致房企拿地积极性高开低走。他指出，上述影响新房市场的三个因素中，能在明年有显著缓解的恐怕只有期房烂尾担忧。而随着疫情管控放开和经济活动的逐步恢复，居民收入预期的转变或将需要更长的时间；在“房住不炒”的基本国策下，房价上涨预期转弱将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因此短期的新房成交规模很难较今年发生显著好转，土地市场随之亦难有明显的变化。

　　张凯进一步表示，从长期来看，土地市场与人口数量变化息息相关，人口净流入的城市土地市场仍然能够维持一定热度，而人口净流出的城市土地财政或将难以为继。总体而言，我国城镇化率已经接近瓶颈，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对于住房需求均产生负面影响，土地市场成交规模整体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将是必然。

　　硬币的正反面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土地财政”二十多年，为我国城市的快速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999年，我国城市化水平为30.9%，比1995年提高1.9个百分点，城市化处于较低水平，而2021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4.72%，。

　　厦门大学教授赵燕菁在其出版的新书《大崛起：中国经济的增长与转型》中肯定了“土地财政”的价值，他表示，中国城市化伟大成就背后的重要原因，就是创造性地发展出了一套将土地作为信用基础的制度——“土地财政”。在他看来，相对于“征税”，通过“所出售土地的升值”来回收公共服务投入的效率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城市政府不仅可以为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甚至还可以以补贴的方式为能够带来持续性税收的项目融资。

　　与此同时，赵燕菁在其上述新书中也叙述了“土地财政”带来的问题：“土地财政”的本质是融资，使得不动产变成投资品，一旦房价暴跌，大规模的资产贬值将导致难以想象的金融海啸；“土地财政”不仅给地方政府带来巨大财富，同时也给企业和个人快速积累财富提供了通道，同时，没有机会投资城市不动产的居民与早期投资城市不动产的居民的贫富差距迅速拉开，房价上涨越快，贫富差距越大；另外，房地产市场发展“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还占用了大量应该用于其他发展项目的资源。

　　粤开证券研究院副院长、首席宏观分析师罗志恒也认为，一方面，土地出让收入为地方政府提供了大量财政收入来源，缓解了一般公共预算压力；推动了城镇化进程；形成了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直接带动了经济发展；推动了房地产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土地财政也让部分地区的高地价推动了高房价；间接推动了融资平台和政府债务；在土地财政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了破坏耕地的行为；在征地过程中因简单粗暴执行和补偿问题引发了部分社会问题等。

　　土地出让规模急速扩张的同时，一些城市非理性供地为后期房地产市场转弱也埋下了伏笔。克而瑞研究中心的相关研究报告表明，目前，我国约8成的城市市场需求及购买力明显透支，近一半的城市土地供应过量，随着房地产市场步入调整周期，去化压力不断加剧。另外，不少城市因大力发展新区便将供地指标向新区倾斜，但因为市政配套尚未真正落地，人口导入情况自然不甚理想，致使外围区域供需周期性错配。

　　资金缺口如何弥补？

　　回顾过往，“土地财政”有功有过，向前看，未来土地使用权出让金逐渐减少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财政收入长期对土地出让金的依赖，也将难以维，寻找新的财政收入增长点已经成为当前迫在眉睫的问题。

　　对于上述问题，一部分观点认为，应该从税收方面着手。

　　赵燕菁表示，“土地财政”只是专门用来解决城市化启动阶段原始信用不足问题的一种特殊制度，随着原始资本积累的完成，“土地财政”也必然会逐渐退出，如何弥补放弃“土地财政”造成的损失？他指出，可以仿效发达国家，从“土地财政”转向“税收财政”，突破现有的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体制。赵燕菁也表示，贸然放弃“土地财政”，对还未完成城市化原始资本积累的城市来说，存在巨大风险，另外，以间接税为主转向以直接税为主的改革也并非易事。因此，城市新区则应维持高效率的“土地财政”积累模式，另外，可以把巨大的利益调整分解到数十年的城市化进程中，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逐渐演变为直接税与间接税并重，乃至以直接税为主的模式。

　　回溯“土地财政”形成的原因，不少观点认为，土地财政源于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因为分税制改革导致地方收入占比低、支出占比高，这种资金缺口迫使地方政府不得不通过土地出让、城投平台等方式融资。对此，粤开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罗志恒曾在公众号“粤开志恒宏观”上发文表示，分税制和住房市场化改革都只是“土地财政”的促成因素，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机制才是问题的关键，激励机制决定行为，引发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和土地财政等连锁反应。如果没有分税制，只要存在GDP考核，仍会产生资金饥渴和不足。

　　罗志恒则表示，未来，无论是土地供给还是需求都将呈现下降趋势，这直接影响未来土地财政的可持续性，因此，未来构建地方稳定的财政来源极为重要，房地产税开征是大势所趋。同时，罗志恒也指出，房地产税的体量短期内难以取代土地财政。

　　也有观点认为，应该大力发展其他产业。万通集团创始人冯仑近期在其微信视频号“风马牛地产研究院”中表示，当房地产销售端出现下滑，不少城市都会开始出现土地财政的缺口，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这些城市应该大力发展房地产以外的其他产业，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以此让税收增长的更快，来弥补卖地收入的缺口。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近期公开撰文表示，国企资产是当前政府部门除了国有土地资产之外的最大一块资产了，如果通过提质增效，若能够让300万亿元的国企总资产的回报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则就有3万亿元收益增加，基本可以弥补土地财政消减带来的收入缺口。“当然这不是短期就能提升一个百分点，但只要坚持不懈地盘活国有资产，推进国企改革，若干年后，应该会有成效。”李迅雷补充道。

　　张凯对第一财经表示，改革开放以来，基建投资引领的城镇化一直助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近年来，受到经济下行的压力，基建投资再次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引擎，而基建投资的成本依赖土地财政。此外，近期推出房产税，将对房地产市场造成冲击，从而进一步降低房企拿地意愿，对土地财政产生更大的压力。因此，短期来看，土地财政难以替代。

　　“长期来看，尽管我国经济发展对基建投资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但城镇化率、居民部门杠杆率即将达到增长瓶颈，基建投资+土地财政的经济发展闭环难以为继。”张凯认为，房地产税作为长期、稳定的税源，在近二十年房地产也高速发展的基础上也有足够的存量房屋可供征税，适合在未来长期替代土地财政补充财政缺口。

　　总的来看，上述不管是直接税的税收制度变革，征收房地产税，还是大力发展其他产业，或是盘活国有资产，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那么，短期，如何保障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发展，让地方财政平稳过度？克而瑞研究院提出，当前应该提振市场信心，完善保交楼、保就业、销售保价等兜底机制，缓解市场观望情绪，需求端全面放松限购、限贷、限售，取消“限跌令”，政府回购商品房，与此同时，适当缩减供地规模，优化调整供地结构，以此破局短期楼市的困境。

　　近期，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公开表示，为了改善房地产消费观，财政方面也应该发力。土地价格的高企是造成房价高的重要因素，因此，要适当降低城市土地出售价格，来促进开发商成本的下降，带来房价的下降。另外，目前在销售领域里的税费负担还是很重，应当适当降低，让老百姓感受到政府的温暖。同时，也应当降低金融机构的按揭抵押利率，目前的按揭抵押利率(4%)还是偏高的，应该降1到0.5个点。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