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奥运冠军张宁:我也有过被边缘化的9年******
29岁,首夺雅典奥运会冠军;33岁,在北京奥运会成功卫冕。
如此“高龄”取得这般耀眼成绩,在二十一世纪到来以前,都很难与女子羽毛球运动员产生联系。
但,张宁做到了。
1991年入选中国羽毛球队,2008年站上顶点退役,17载国手生涯,她将自己一生中最绚烂的时光与国羽的荣耀绑定。
从世界第一、女单奥运卫冕第一人,到奥运冠军教练,再到近日入选世界羽联名人堂,迈入世界羽坛的至高殿堂……
张宁一路突破自身桎梏、击碎外界质疑、传承国羽冠军之志,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羽坛“宁时代”。
回首36年与羽球风雨相伴的岁月,张宁为何会说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
入选世界羽联名人堂
中新体育:首先恭喜您成功入选世界羽联名人堂,从世界第一、夺得奥运冠军、执教出奥运冠军,到入选名人堂,一路走来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张宁:听到这个消息,我非常高兴,也非常自豪。首先感谢世界羽联对我的肯定,同时我也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当运动员拿了两次奥运冠军,还有好多次世界冠军。
担任国家队女单主教练期间又带领队员几乎包揽了2009年到2012年间所有重要赛事的冠军,包括世界锦标赛、尤伯杯以及苏迪曼杯,还有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上包揽了女单冠亚军。
离开国家队后,我开始从事青少年羽毛球运动的普及工作,同样又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世界羽联的肯定。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再次感谢、感恩所有帮助过我和支持过我的人。
中新体育:您在得知获得这一荣誉后,第一时间做了什么?
张宁:因为之前我们都知道有名人堂评选,但几次都没有接到任何通知,所以当中国羽协通知我成功入选名人堂时,我觉得特别高兴,第一时间和家人一起分享了这份荣耀。
中新体育:中国羽毛球队发展至今,始终位于世界羽坛前列,包括您和您的师傅陈玉娘在内已有十几名运动员入选名人堂,如何看待国羽的传承?
张宁:中国羽毛球运动的发展及水平提高,首先要感谢王文教、陈福寿、方凯祥、陈玉娘这些爱国华侨,是他们把先进的羽毛球技术、先进的训练方法带回中国来。
我有幸受过他们的教诲,从他们那里我不仅学习到了打球的真谛,而且学习到了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
中国羽毛球队所取得的成绩是几代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在过去这几十年中,中国羽毛球总结出了很多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的训练方式、方法和战术指导思想,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羽毛球才得以长时间在世界舞台上处于领先位置。
我个人认为中国羽毛球发展至今,在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很好的传承。我们从基层体校到专业队再到国家队,都有非常敬业的教练,而且长期的积累使得他们掌握着丰富的育人育才方法。
这是我们跟其它国家相比难以取代的优势。所以,尽管前些时间我们遇到了一些困难,但这也是正常的运动周期,我坚信中国羽毛球依然可以在奥运赛场上、在世界舞台上继续取得傲人的成绩。
女单第一人的炼成
中新体育:很多人把你的职业生涯定义为“大器晚成”,其中必定有难以想象的坚持和艰辛,如今获得世界羽坛的最高认可,如何评价自己的职业生涯?
张宁:我1991年进入国家队,到2003年才夺得自己的第一个世界冠军,用时整整12年。坦率地说,一般人这种情况下在国家队很难坚持这么长时间。这12年间我饱尝了做体育人几乎所有能尝到的艰辛、委屈和痛苦。
2003年世锦赛时,我已经28岁。当时我的同龄人基本都陆续退役了。为什么我能坚持这么久的时间?就是因为我的心中始终有个梦想,那就是站到世界冠军的领奖台上。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几乎可以说浓缩了很多体育人受的苦、受的委屈、受的伤病、受的打击……我清楚地记得,1994年5月在印尼举行的尤伯杯决赛,当我作为第三单打输给东道主选手张海丽之后的那一幕幕。
由于我的失利,使中国队失去了尤伯杯六连冠的机会,首先我本人便充满了自责,我也愿意用更加努力与刻苦的训练来弥补自己的不足。但是,不论我怎样努力,还是在队中失去了主力队员的位置。
在那之后长达9年的沉寂或者边缘化的生活与训练状态之中,我受了太多的苦,承受了太多的委屈,那段时间对我来说简直就是煎熬。同样是在那9年期间,我陪伴几代队员成为了世界冠军、奥运冠军,但自己还是原地踏步,大部分时间只能作为陪练,那种委屈、伤心只有自己知道。
好多时候只有夜里自己躲在被窝里流泪,不敢让别人看到,我不知道自己哭过多少回,也不知道自己产生过多少次第二天告诉教练我不练了的念头,甚至好多次已经写好了退役报告准备交给领导。
但是,就是因为不愿意屈服,不愿意放弃心中的梦想,所以第二天早操的铃声一响我又是第一个爬起来站到了训练场上,尽管我只是一个边缘队员或者陪练。
最终,我坚持了下来,幸运的是,我还取得了好多甚至连自己当初都不敢想象的成绩。人生没有白吃的苦,我想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现在,虽然曾经的痛苦依然历历在目,但我依然觉得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
中新体育:29岁,雅典奥运会首次夺冠;33岁,北京奥运会成功卫冕,任何一个数字和时刻,对于世界和中国羽坛都意义非凡,对您而言代表着什么不同的意义?
张宁:2004年8月19日,我在雅典奥运会上战胜张海丽,第一次得到奥运冠军时,那种开心与兴奋简直难以用语言来形容。我记得自己是跳起来跟教练拥抱的,那时的我甚至可以说是第一次信心满满:从此,我可以傲视世界羽坛了!
2008年8月16日,当我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时,我跪在赛场上,眼泪瞬间便流了下来,因为那一刻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终于再次经受住了伤病的打击,承受住了外界的质疑,顶住了比赛的压力,终于可以给自己的羽毛球生涯画上一个完美句号了。
两次奥运会夺冠对我来说是完全不同的体验与感受,但是,回想起来却无一不是对我顽强坚持的最好回报。所以,我必须再次说,我是一个幸运的人。
中新体育:我们常说,一名伟大的运动员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在您看来,想要成为一名这样的运动员,要具备哪些特质?
张宁:每一个坚持并努力的运动员都是值得尊敬的,甚至是伟大的。而要成为一名众人心目之中的伟大运动员,我认为三个方面的特质缺一不可,那就是:坚持,坚强,坚韧!
“严苛”教头的背后
中新体育:教练员时期,您的临场执教相对严肃,私底下跟运动员如何相处?运动员时期自己吃了很多苦,对年轻运动员是否会像当初要求自己一样严格?
张宁:因为我觉得运动员还小,(很多困难)没有经历过,必须要把我的经验告诉她们,让她们少走弯路。我作为教练员,要对她们更加严格,因为我经历过。她们有时可能不理解,但即便不理解我也会去坚持,只有严格去教导才会让她们在比赛中少经历(困难)。
虽然我是她们的教练,但年龄不会差距太大,生活上她们比我要更先进,有些什么不太懂的,我也要跟她们多学习多沟通,这样会跟运动员相处得更融洽。
中新体育:现在国羽女单一姐陈雨菲曾表示:“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张指导教会了我什么是‘坚韧’。只要你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普通人也可以站在上面。”这是您最想留给后辈的东西吗?
张宁:确实是这样,因为我在训练中要求她们就很严,平时多吃苦、多流汗、多付出,她们才能在比赛中少犯错误,少流泪、少遗憾。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把自己的目标放在一个最高的标准上,平时的训练练到更高,更强,水平才会更好,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在比赛中发挥得更好,成绩才会更好。
中新体育:陈雨菲、何冰娇都曾是您的弟子,如今她们有可能即将迎来自己的首次奥运之旅,您有什么寄语?
张宁:陈雨菲是一位非常有潜质的运动员,她进入国家队时我是她的主管教练。我一直看好她,记得她刚刚进入一队时,谁是重点培养对象,队里有分歧,我便力挺陈雨菲。
我的直觉以及经验告诉我:陈雨菲是个好苗子。但是她也有一个不大不小的缺点,那就是性格比较温和,所以我总是在场上提醒她要认真,要坚持,要坚韧,还要有霸气。
为这事我没少说她、鼓励她,她有时对队内训练比赛的输赢表现出无所谓,我便批评她、提醒她。我就是想要改变她在场上“温和”的气质。
但在平时训练,大家一起竞争的过程中,她整体表现还是起到了领军人物的作用,所以我认为陈雨菲这次东京奥运会最具冠军相。随着年龄的增长,比赛经验的提高,她比以前成熟了很多,在场上也坚定了很多。
我有好多时间没有看到何冰娇了,从电视上看她瘦了很多,这证明她在训练中自我要求比以前提高了、认真了。
借此机会我祝愿她们能够守住中国女单的荣誉,把冠亚军奖牌挂在自己的脖子上。
中新体育:延期一年的东京奥运会即将举办,国羽也面临不小的挑战,您对于队伍的备战,尤其是女单项目有何建议?
张宁:这一届代表中国羽毛球队参加奥运会的球员都非常年轻,所以对于这些运动员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首先是疫情,其次大家在这一年都没有参加比赛。
其实我希望这帮孩子们都不要怕,因为每个人都有经历第一次的时候,所以在面对大型运动会时,更重要的是扎实的训练。
其次避免伤病,更重要的是以好的心态去面对奥运会。当进入到奥运会时,一定把自己的生活起居训练安排好,在赛前对每个对手做好最充分的准备。
对于陈雨菲、何冰娇来说,她们的挑战会比较大一点,最好以拼对手的心态去面对对手,不管遇到谁,更重要的是做好自己。
离开赛场,扎根基层
中新体育:运动员时期,羽毛球是您的事业,是奋斗的目标,现在有孩子、家庭,再看待羽毛球运动,心境是否已有所不同?
张宁:尽管我现在不在国家队做教练了,但是我的心还是同羽毛球运动联系在一起的。我不仅关注所有羽毛球的比赛,尤其关注中国女单的成绩。
不在一线带队伍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让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女儿,管理她的学习。
与此同时,我还一直在做羽毛球的青少年培训工作,现在在全国已经有了很多个基地,我会经常去看孩子们的训练与生活,同孩子们互动,继续享受羽毛球带给我的快乐。
中新体育:很多运动员有了儿女之后,对后辈的期望会变,也有很多人支持孩子从事体育事业,您怎么看?
张宁:我们也是这样,随着孩子的兴趣爱好发展,当然我们也让她必须会打羽毛球,其他的兴趣爱好我会尊重孩子,但孩子还是遗传了我们夫妇俩的身体素质,身体素质特别好,所以我们希望尊重孩子自己的选择。
中新体育:有没有思考过,如果没有从事羽毛球,自己会是什么样的人?
张宁:我觉得我还会是一个体育人,因为我从小骨子里就很喜欢体育,所以庆幸体育老师引导我成为体育人,这么一直坚持努力下去,我觉得做一名体育人特别好,可以为国家升国旗,这是我们对祖国回报的荣耀。
中新体育:现在运动员时期的膝伤好转了吗?对生活是否还有影响?
张宁:我的膝关节旧伤对我的日常生活依然有很大影响,现在也是膝关节时不时便会出现积水,做一些运动后便会疼痛不止。
不过这也很正常,机器每天高速运转也会磨损的,何况是人。我们在过去的训练中追求更高、更快、更好、更强,难免会留下些运动创伤的。
中新体育:一名伟大的运动员总会向着最高点去努力,世界第一、夺得奥运冠军、执教奥运冠军、入选名人堂,现在的目标是什么?
张宁:入选世界羽联名人堂,对我来说是荣誉,更是动力。我的目标既简单又明确,那就是响应国家号召,全面推广和普及羽毛球运动,帮助孩子们掌握一到两门体育运动技能,强身健体,开心快乐,如果从中能够发现可树之材,培养为国争光的新一代羽毛球运动员,则更是一件高兴的事情。
中新体育:您多年来投身于中国羽毛球运动的推广,在您看来,目前中国羽毛球的基础如何?未来又有哪些计划?
张宁:中国拥有很好的羽毛球运动基础,也有非常优秀的教练员,再加上多年积累下来的先进经验,中国羽毛球的现在与未来都同样是值得憧憬的。
关于未来,我不会想太远,我愿意更多地是从眼前入手,脚踏实地地干一些实事,比如参加奥运冠军进校园的活动,给孩子们讲体育精神、奥运经历、励志故事,从而帮助孩子们德智体美育全面发展,最终达到更好推广普及羽毛球运动的目的。(记者 王禹 邢翀)
别样的散文,不一样的“文化中国”****** 【从新年首期选刊看文学新气象】 别样的散文,不一样的“文化中国” ——从2023年第1期《散文(海外版)》看当下散文创作特色与趋向 作者:周新民(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教授、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华中科技大学分中心研究员) 今天散文的魅力取决于思考的深度和广度,归根结底取决于叙述什么样的“文化中国”和怎样叙述“文化中国”。这决定了散文创作的气象,也左右了散文创作的趋势。由百花文艺出版社主办的《散文(海外版)》是月度散文选刊。以2023年第1期杂志为例,我们可以管窥当下散文创作的基本风貌和格局。 深入中国自身历史脉络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叙述中国故事是中国文学的重要母题。然而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如何讲述中国故事。这里所提到的“如何讲述”中国故事,并不是在讲述方法层面上来考虑中国故事的讲述,而是要构建一个不一样的叙述格局来讲述中国故事。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当谈到讲述中国故事的时候,其背后有一个讲述西方故事的参照系。不仅如此,人们惯于在中西故事的等级关系之中去选择中国故事、叙述中国故事。因此,从根本上看如何讲述中国故事,不是方法论层面的话题,而是如何处理中西“故事”关系的问题。本期《散文(海外版)》的几篇散文在叙述中国故事时呈现出崭新的气象,它们深入中国自身历史脉络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去找寻“文化中国”,体现了散文家叙述“文化中国”的基本立场和出发点。 胡学文的《拴在年上的记忆》所叙写的是中国老百姓耳熟能详的春节生活。与很多写春节的文学作品不一样,它所写的不是图腾式的春节,也不是仪式化的春节,而是深入中国人骨髓深处的日常化的春节。胡学文表面上不厌其烦地详细叙写春节的程式、美食等,而作品内在内容写的是深入中国人血肉之中的日常伦理与情怀,勾画出亲情至上的文化根脉。《拴在年上的记忆》讲述春节特有的“味道”。周缶工的《老屋衣马》所写的也是寻常百姓家的历史与日常。老屋是老旧中国的缩影,老屋里的芸芸众生乃是中华儿女。《老屋衣马》并没有酸腐气,而是充满了可爱,充盈着怡然自得的纲常与伦理。 《拴在年上的记忆》与《老屋衣马》这两篇散文的“新奇”在于,他们客观还原“老中国”的方式,不是夸张的,也不是居高临下的,而是贴近历史的、烟火气的,它力求写出一个“客观的中国”。这里的“客观的中国”并不符合某种先验的观点,而是深入中国人的血脉之中,展现其历史的自洽性。所以,两位作者在叙写春节、老屋这样的常规题材时,才能如此心平气和、娓娓道来。 其实,两篇散文能如此平静地“叙述中国”,自然是参照中国故事的角度和标准发生了变化。原来那种图腾式、仪式化地叙述中国的方式,是由其所参照的西方预设的文化等级所决定的。以西方现代性为视角来叙述中国故事,中国故事则充满了猎奇,甚至夸张与扭曲,行文之时难免有剑拔弩张之气,自然就难以心平气和地叙述。叙事思维的调整,不仅能让散文在叙述中国故事时呈现出豁达、自然的气象,更重要的是,散文所观照的人和事的价值观也发生了变化。穆欣欣的《把日子往前过才是幸福——红楼人物刘姥姥》体现了这种转化的趋势。《红楼梦》中的刘姥姥是中国人都很熟悉的人物形象,在很多读者眼里,她笨拙的言行与不合时宜的思想,是那样充满喜剧感。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无非是人们习惯性地从高处出发来审视刘姥姥。然而,如果贴近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尤其贴近老百姓“过日子”的人生伦常来看待刘姥姥,我们就会发现刘姥姥身上所迸发出来的坚韧、宽厚,散发出耀眼的人性光辉。 段爱松的《斑斓捕梦人——我与外国文学之缘》的思路与《把日子往前过才是幸福——红楼人物刘姥姥》有异曲同工之妙。它所讨论的主要话题是中外文学关系。说起中国作家与外国文学之间的关系,习见的叙述是讲述中国作家如何受到外国作家、作品的影响。然而,这篇散文的叙述思路却与众不同,它以中外文学经典之间的“互通”与“互鉴”作为叙述的思路,仔细地叙述了《红楼梦》与《浮士德》之间的“互鉴”之处。同时,它也在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柳永的《雨霖铃·秋别》、温庭筠的《菩萨蛮·雨晴夜合玲珑日》、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和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之间找到“互通性”。 给传统审美意识注入当下性 描写山水田园是中国散文固有之重要领域,也为后世留下了大量令人称道的优秀篇章。此类散文借景抒情,以景、物甚至山水田园寄予作者的思想情感和道德理想。这样的写物抒情方式之所以长盛不衰,是因为它们和中国传统审美观相联系。中国早期的比德、畅神审美意识,都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散文创作的发展。当下散文创作仍注重表现比德的审美意识和畅神的审美理想,这也是表现“文化中国”的主要方式。 马晓燕的《在花朵中念与痛》以比德的审美意识来表现当代人应该坚守的价值观。马晓燕以槐花来表现人要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以玉兰来体现不流于世俗的价值追求,以牵牛花来表现对于淳朴心灵的向往。黄丹丹的《我的植物故交》在更为深邃的哲思层面来建立“物”同“人”的关系。文章通过对蓼、雪见草、马泡秧子、狗尾草、三棱草、野苋菜、美人蕉、凤仙花、矢车菊、六道木等植物的细心观察,对植物物性进行不厌其烦的书写,无非是要恢复人类认知植物的各种能力,重新找回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人和植物本来就是共同享受自然界的阳光与雨露,只不过人类社会的发展让人类和自然相远离,人与自然相阻隔。黄丹丹从植物与人的关系入手,期望重建人和自然之间平等、和谐的关系。 以物观人是中国传统审美方式。这种审美方式的确立和中国古典美学的“天人合一”的审美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物我相连、物我一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非常宝贵的价值观念,尤其在物质高度发展的时代,为了避免功利主义给人带来伤害,重新回归“天人合一”价值观,自然有其重要价值和意义。“天人合一”最有价值之处在于从“物”与“人”的系统性关系出发来处理“物”与“人”的关系,而不是简单地以“物”为中心,或者简单地以“人”为中心。葛小明的《大树独立街头》以几棵树的命运为参照对象,深入思考这一问题。小区栾树出油,业主要求物业一砍了事,但没有想到夏天无荫可憩息的烦恼。人们只想到大树患病,粗暴治理,没想到生态平衡遭到破坏。葛小明以物及人,言明人同树木,是一棵行走的大树。大树离开自己的生态系统难以存活。人类又何尝不是生存在生态系统之中呢? 虽然皈依于传统审美意识和传统的观物之审美方式,能写出令人沉醉的散文作品,但是,毕竟时代在发展,如何在当下语境中去扩展传统审美意识,给传统审美意识注入当下性,也值得散文家深思。谢宗玉的《江南江北,尽是潇湘意象》可谓是其中具有典范性的作品。“潇湘八景”经过历代文人墨客的渲染,已经蔚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美学旨趣。借助现代科学技术复原,“潇湘八景”令人流连忘返。然而,作者的笔触不是去歌颂“潇湘八景”的审美旨趣,而是格外冷静地剖析了“潇湘八景”形成与流变的历史原因,指出“潇湘八景”实际上包含了消极甚至病态的审美心理。于是,作者发出呼吁,要开文化新路,避免文化陷阱,不要盲目“鼓吹那些旧意象”。叶青的《一座山何以成名》也是从理性的眼光来审视中国历史与文化。与一般作品在书写名山大川的时候不加思考地膜拜名山大川的文化传说与掌故不同,《一座山何以成名》的可贵之处在于科学、理智地看待麻姑山成名的原因:自然造化与历史赋予。《一座山何以成名》告诉我们,名山大川文化的沉淀当然是我们应该珍视的文化传统,但是,尊重、弘扬传统文化,一定要有科学分析的过程。 书写亲情又不止步于表现亲情 人们常说中国以家庭为本位,中国人格外重视家庭伦理,形成了尊亲爱幼的传统美德。因此,叙写父辈与子辈之关系是散文创作亘古未变的主题。这一类主题既包括书写晚辈对于父爱母爱的赞扬,也有舐犊情深的流露。然而,要写出新意,难度自然很大。本期《散文(海外版)》在亲情书写上也有探索:书写亲情但是又不止步于亲情。探索的路径概而言之有两种。一是以沈念的《长路和短句》、江子的《燃爆记》、田鑫的《河流的几种形式》为代表,着重从“纵向”的历史角度叙述“父”与“子”的关系与情感;二是以任芙康的《父亲》、冯帆的《多年父子成朋友》、王韵的《夜苍茫》为代表,着重从“横向”的角度书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长路和短句》刻画了一位乡村干部致力于改造乡村的简史。父亲年轻时致力于“移山”,为乡村增加耕地面积,他以不可思议的方式,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来“移山”。后来父亲出任村支书,以“诡计”引来县委书记走山寨的烂泥路,为山寨争取到了修路资金。如果是仅如此记述一位乡村干部的历史,显然没有多大价值。作者巧妙地插入儿子“他”的视角,从父与子的关系中来叙述这一段历史。把父亲对儿子的影响史,作为《长路与短句》的内在叙述线索,增加了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江子的《燃爆记》似乎只是写个人的家庭小事,刻画了一位吝啬、脾气暴躁、不讲感情的母亲形象。《燃爆记》的价值在于,它把母子关系置于历史流变宏阔的背景中去思考。在城市禁止燃放爆竹的时代,母亲为了给儿子一家出行祈求平安,执意燃放鞭炮,是多么的不合时宜。然而,这是她难得释放对子女、家庭的情感的机会。时代巨变之中的“不合时宜”,虽然不具备历史价值,但是具备宝贵的伦理价值。这是《燃爆记》要表达的主旨。田鑫的《河流的几种形式》表面上写祖父与姑姑、叔叔,父亲与“我”之间的亲情与羁绊。实质上所写的是在祖孙三代的时光流变之中的亲子之情。作者在叙述之中以回溯的叙述方式来表现对于“根”的回望。 上述几篇散文侧重在历史纵向关系中书写亲情,避免了平面叙述的诟病。除了在纵向上开掘之外,这期《散文(海外版)》还有一些散文注重在横向的社会关系中去扩展亲情的书写内涵。“父”与“子”不再是书写父辈形象的载体,而是观察社会、洞悉人心的一种方式。任芙康的《父亲》表面上是围绕父亲和“我”之间关系来书写父子情。父子情固然是文章要表现的内容,但是,以“我”之眼,书写一位与他人交往中体现出品行高洁、“雍容”的父亲人生过往,才是《父亲》的本意。冯帆的《多年父子成朋友》不是简单地歌颂父亲,而是以父与子之间的“朋友”关系为纽带,既书写了父与子之间的深情,也刻画了一位私德上的孝子、工作上敬业的父亲形象。《父亲》《多年父子成朋友》不再拘囿于父子之间,而是从更广阔的社会关系之中刻画“父亲”的形象。王韵的《夜苍茫》是倾向私人情感的书写。二姨让独子学平参军,儿子参军后,她非常思念儿子。儿子学平也是非常思念母亲,除夕之夜冒着风雪步行二十多公里去县城给母亲打电话报平安。由于思亲心切,学平渐渐神志不清。后来全靠二姨独自一人照料。然而,文章还不是简单的“母”与“子”之间的深情书写。这样的私人情感在作品之中完成了一个重要的转换。文章有机地融合了“我”的情感。“我”和学平相约,隐瞒除夕雪夜步行打电话的一事,以免增加二姨的内疚之情。文章在这里把单向度的母子之间的私人情感书写,横向迁移至社会关系之上,使二姨与学平之间的感情溢出了家庭内部,构成了一部由爱环绕的社会生活图景。这是《夜茫茫》感人之处,也是它的价值之所在。 作为一种比较成熟的文体,散文创作要突破、要创新实属不易。不过,从《散文(海外版)》2023年第1期的作品来看,散文家们在顺应时代之变、在创作中寻求变化和创新上,还是很有成绩的。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4日 14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 盈彩网地图 |